❶ 彭德怀同志指挥的对日战争 百团大战 事实上有多少个团参加了战斗

彭德怀同志指挥的对日战争百团大战，事实上有105个团参加了战斗。

百团大战
1940年8月20日夜，晋察冀军区、第129、第120师在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下，发动了以破袭正太铁路（石家庄至太原）为重点的战役。战役发起第3天，参战部队已达105个团，故称“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

自1939年冬以来，日军以铁路、公路为支柱，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并企图割断太行、晋察冀等战略区的联系，推行所谓“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八路军总部决定发动交通破击战，重点破袭正太铁路和同蒲路北段，给日本华北方面军以有力打击。这次战役经历了两个主动进攻阶段和一个反“扫荡”阶段。

第一阶段（8月20日至9月10日）。八路军在正太、同蒲、平汉、津浦等主要交通线发动总攻击，重点破坏了正太铁路。经过20天的战斗，预定计划全部完成。正太铁路线的路轨、桥梁、隧道、水塔、车站等均被破坏；平汉、同蒲（北段）、石德、北宁铁路以及主要公路也被切断；华北各交通线陷于瘫痪。

第二阶段（9月22日至10月上旬）。任务是继续扩大战果，摧毁交通线两侧和深入各抗日根据地的敌伪据点。在这段时间里，我晋察冀军区主要进行了涞灵战役，第129师主要进行了榆辽战役，第120师主要破袭了同蒲路。在这些战斗中，八路军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但是，我军计划要拔除的敌据点未能全部拔除。

第三阶段（10月6日至翌年1月24日），主要任务是反击日伪军的报复扫荡。在这段时间里，八路军先后粉碎了日伪军对太行、太岳、平西、北岳、晋西北等抗日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

百团大战历时5个多月。从8月20日至12月5日的3个半月中，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共计毙、伤、俘和投诚日伪军达46480人。其中包括：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日军自动携械投诚者47人，伪军反正者1845人。同时，缴获各种枪5942支（挺），各种炮53门；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桥梁213座，火车站37个，隧道11个；破坏煤矿5个，仓库11所。此外，还缴获和破坏了其他大量军用物资。

百团大战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推迟了日军的南进步伐，增强了全国军民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

❷ 西雅图机场离市区多远有交通工具嘛

我不知道您说的是西雅图机场还是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要是西雅图机场的话大概有7,8公里的路程，我想机场应该有去市区的大巴吧，反正也不远，而且从机场到市区直接就有一条5号国道，所以不论打车还是坐公交都很快，坐124下午7:49至下午8:16,131下午8:09至下午8:30,106下午8:09至下午8:41。要是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那就远了，做LINK，说是下午7:40到8:31有车，我不知道是不是。不过这主要还是得您自己选择，我只是给个建议。真正到了那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嘛。

❸ 一道初二的历史题!!~

①春秋时期在少数民族袭扰中原和中原霸主的“攘夷”斗争中，密切了华夏族与其他各族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了各族的经济发展和民族融合。
②西汉时期张骞几次出使西域，开通了丝绸之路，使汉朝和西域各国建立了友好关系。
③西汉政府对南方的经营加强了与西南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
④自东汉三国以来，西部和北部周边的少数民族不断地向内地迁徒，同时，由于战乱、灾害等各种因素，北方人民也纷纷迁徒到江南各地。
⑤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大大加快了北方民族融合的步伐。
⑥隋朝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有力地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⑦唐代社会经济的繁荣，加速了与少数民族的频繁交流，使得唐代的社会生活出现了胡汉交融的特点。
⑧宋元时期的中国，处于多个民族政权并立的状态，农耕与游牧文化，在相互征战与和议中碰撞、融合。
⑨汉唐朝时的和亲政策及汉朝互市的开通都有利于民族大融合及经济文化的交流。

你这是《二00四学年第一学期历史与社会期末测评卷》上第34题吧http://shz.ywcz.cn/egen_web/UploadFiles/2005226105613356.doc 由于是word文件所以不能在浏览器打开，使用网际快车或迅雷添加新任务下载即可~最好能给我追加点积分啊~呵呵

❹ 岩土类型和性质

岩土体是地质灾害的载体，地质灾害一般都是通过岩土体的变形破坏而表现出来的，是地质灾害成生的物质基础。

受地壳运动的控制，“兰—郑—长”工程地段分布有不同年代、成因、物质成份和结构的岩土体，类型复杂多样，工程地质性质各异，它们对地质灾害的形成、分布和活动起着主导作用。岩土体分布出露的特点是：山区、丘陵以岩体为主，而高原、盆地、平原则以土体为主；管线经过地段绝大多数是土体。下面分别就岩体和土体讨论其分布、类型、性质及对地质灾害成生的制约。

（一）岩体

岩体在管线工程地段主要分布于甘肃、陕西段的关山—陇山，山西段的中条山、霍山和太原东山，河南段的大交口镇—观音堂、义马—新安和大别山等地段，湖北、湖南段的大别山和江南丘陵地等地段，总长约300km，约占管线全长的10%。

参考国标《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的规定，先将岩体按坚硬程度分大类，再由岩石的成因类型、岩性和工程性质，将本管道工程沿线的岩体划分为4类7种（表4-1）。现作简要讨论。

1.坚硬岩类

按成因类型划分为岩浆岩、变质岩和沉积岩3种亚岩类。

岩浆岩类管线地段分布于祁连山褶皱带、秦岭—大别山褶皱带和扬子地台。分别有加里东期、华力西期、燕山期侵位的，其中祁连山褶皱带三期皆有，岩性为花岗岩、石英闪长岩；秦岭—大别山褶皱带为燕山期花岗岩；扬子地台为加里东期和燕山期的花岗岩和花岗闪长岩。一般呈岩基和岩株状产出，整体块状构造，致密坚硬，物理力学性质均质，各向同性。应该说其工程性质优良，但在亚热带环境中化学风化强烈。地质灾害一般不甚发育，以小型崩塌为主。

变质岩类在管线地段的祁连山褶皱带、华北地台、秦岭—大别山褶皱带有分布。祁连山褶皱带主要出露于关山—陇山地段，为中元古界陇山群和前震旦系，主要岩性为大理岩、黑云母片麻岩、混合岩、结晶片岩。华北地台出露于山西支干线的中条山、霍山、太原东山，为太古界涑水群和太岳山群，岩性为混合岩化的黑云角闪斜长片麻岩、斜长角闪岩、大理岩、磁铁石英岩、黑云变粒岩、角闪变粒岩等，岩性复杂，风化较强。秦岭—大别山褶皱带出露于大悟一带，为中上元古界红安群含磷的变粒岩、大理岩和石英片岩夹片麻岩，抗风化能力较弱。由于受片麻理、片理及节理的影响，使岩体的工程地质性质呈明显的各向异性和不均一性。地质灾害不甚发育，一般以小型崩滑为主。

表4-1 岩体类型汇总表

沉积岩类在丘陵、山区分布较广，在各大构造单元中皆有，其地质年代自中元古界至中生界早期几乎皆有，岩性复杂多样，主要有：中元古界熊耳群和汝阳群的安山玢岩、玄武岩、石英砂岩，新元古界洛峪群三教堂组的石英砂岩（以上均在河南境内）；上元古界长城系、震旦系的石英砂岩、白云岩、硅质岩、冰碛砾岩等；下古生界寒武系、奥陶系的中厚、厚层碳酸盐岩；上古生界泥盆系的砂岩和碳酸盐岩，石炭、二叠系的中厚、厚层状灰岩和中生界三叠系碳酸盐岩等（上古生界及中生界皆为扬子地台）。按岩性大类可划分为火山喷出沉积岩、碎屑岩和碳酸盐岩三大类。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层理构造发育且较厚，抗风化能力较强，但碳酸盐岩具溶蚀性，岩溶较发育，工程地质性质具各向异性。上述这几类岩性分布地段地质灾害一般不甚发育，有小型崩滑和岩溶塌陷（覆盖型岩溶地段）等地质灾害。

2.较硬岩

按成因类型可划分为变质岩和沉积岩两大亚类。

变质岩类分布于祁连山褶皱带、秦岭—大别山褶皱带和扬子地台中，岩性主要是较软弱片岩和千枚岩、板岩。在祁连山褶皱带的管线地段，新元古界长城系变质细砂岩、千枚岩；秦岭—大别山褶皱带信阳群、商城群的云母石英片岩、绿色片岩、绢云石英片岩、浅变质凝灰质砂岩等：扬子地台中元古界冷家溪群和新元古界板溪群的板岩、千枚岩、变质凝灰岩、变质砂岩等。上述各类岩体的共同特点是：片理、千枚理、板理等结构面发育，地面风化较强烈，残坡积层厚度往往较大。岩体具明显的各向异性，力学强度相对较弱。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等山地地质灾害较发育。

沉积岩类分布于华北地台和扬子地台中，华北地台岩性主要是上古生界和中生界粘土岩、铝土岩页岩、泥质粉砂岩、含煤层；扬子地台主要是泥盆系粉细砂岩、粘土岩、页岩、泥灰岩。它们层理发育、薄层状为主，遇水易软化、崩解，风化也较强烈。由上述岩体组成的丘陵山区，地质灾害较发育，主要有崩塌、滑坡、泥石流和采煤引起的地面塌陷和地裂缝灾害（在山西、河南境内较突出）。

3.软弱岩

这大类岩体主要是沉积岩类，较广泛分布于各大地构造单元中生代晚期和新生代陆相盆地中，地质年代为白垩系、古近系和新近系。由于固结压密程度低，岩体孔隙率高，强度小，变形大。岩性主要是河湖相的砂砾岩、砂岩和泥岩，夹淡水泥灰岩，含石膏、芒硝。岩石一般干单轴抗压强度小于30MPa，而新近系岩石成岩性更差，接近于土体，干单轴抗压强度不足于5MPa，属极软岩。这类岩石遇水易软化崩解，抗风化能力亦低。但这类岩体出露地段地形起伏小，地质灾害不发育，主要有膨胀性岩体的轻度胀缩变形灾害，还存在采空塌陷灾害。

4.软硬相间岩

这大类岩体主要也是沉积岩类，较广泛分布于华北地台和扬子地台的古生界和中生界地层中，一般是两种强度和刚性差异较大的岩性相互成层或间夹；古生界常见的是灰岩与页岩互层，砂岩与泥页岩互层，中生界常见的是砂岩与泥页岩互层。在外力作用下会发生层间错动和脱开，而在地下水等作用下更会泥化而形成泥化夹层，层面间强度降低而成为典型的软弱结构面。所以这类地层组合可以称之为“易滑地层组合”，较易产生滑坡。此外，软硬相间岩层差异风化显著，“上硬下软”组合的条件下，软岩易形成岩龛，崩塌也较普遍。

（二）土体

土体在管线地段广泛分布，约占全长的90%。按地质成因，可划分为残积土、坡积土、洪积土、冲积土、淤积土和风积土等；按粒度成份，可划分为碎石土、砂土、粉土和粘性土。对一些具有特殊成份和结构、工程性质也特殊的土，则可单独划分为特殊土，本管线工程的特殊土有黄土类土、膨胀土、盐渍土和淤泥质土等。这里我们也参考国标《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的规定，将土体划分为碎石土、砂土、粉土、粘性土和特殊土5大类（表4-2）。以下分别就一般土和特殊土作简要讨论。

1.一般土体

一般土体包括各种成因类型的碎石土、砂类土、粉土和粘性土。

（1）碎石土：

碎石土指的是土中粒径d＞2mm的颗粒质量超过总质量50%的土。根据规定，碎石土可再划分为砾质土、卵（碎）石土和漂（块）石土，它们的粒径分别＞2mm、20mm或200mm的质量，超过总质量50%。一般冲积成因的碎石土分选性和滚圆度较好，位于河床和河流阶地二元结构的下部，而其他成因的则较差。本工程各段情况是：甘肃段砾卵石占45%～70%，粒径一般 20～80mm，呈次圆—次棱角状，一般分布于冲洪和平原表层之下。陕西段分布于渭河及其各支流以及山前洪积扇。河流冲积成因者在河漫滩和河床地段，在渭河干流厚度可达20～40m，结构较均一；而洪积扇区则为大小混杂的砂卵石为主。山西段主要分布于汾河、龙凤河和潇河等山间河谷地段，以砂卵砾石为主，磨圆较好，级配良好。河南段主要分布在伊洛河、沙颍河等诸河流河谷区，以砂砾卵石为主。湖北—湖南段碎石土多分布于低山丘陵斜坡地带，多为残坡积成因，碎石成分随母岩而变化。一般碎石土较疏松，孔隙比大，渗透性强，地基承载力高。

表4-2 土体类型汇总表

（2）砂类土：

砂类土指的是土中粒径d＞2mm的颗粒质量不超过总质量的50%,d＞0.075mm的颗粒质量超过总质量50%的土；根据颗粒级配还可划分为砾砂、粗砂、中砂、细砂和粉砂，一般是冲洪积成因的。此类土在本工程的情况是：甘肃段分布于洪积平原表层土之下，主要由粉细砂、中细砂组成，松散—中密状态。陕西段分布于渭河及支流的漫滩、一级阶地和古河道中，以中细砂和粉细砂为主，常含少量砾石，除河漫滩地段外，砂层均埋藏于细粒土之下，厚度不均一，多呈透镜体状，孔隙度大，渗透性强，中粗砂是良好的地基持力层，而饱水粉细砂则易产生震动液化。山西段分布于黄河、汾河及其较大支流的河床、河漫滩和阶地，一般为砂砾石混合，厚度较大。也有在山前倾斜平原区前缘的洪积砂砾石，与细粒土组成多层结构。河南段分布除了与碎石土相同外，在沙颍河以南淮河平原各河流河漫滩和一级阶地前缘地带，表层之下为中细砂，稍密—中密状态，厚度不稳定。砂类土一般级配较好，渗透性较强，一般是良好的地基持力层，但在地震烈度≥Ⅶ区需关注饱和粉细砂的震动液化问题。

（3）粉土和粘性土：

粉土和粘性土也可称之为“细粒土”，前者是土中粒径d＞0.075mm的颗粒质量不超过总质量的50%，且塑性指数ⅠP≤10的土；而后者则ⅠP＞10的土。这两类土大量广泛分布于郑州—长沙段洪冲积平原和丘陵地段。具各种成因类型。一般洪冲积成因的土体较密实，孔隙比小，含水量相对较少，透水性弱，强度高，地基承载力高。而丘陵地带的残坡积成因者往往与碎石土混杂，土体孔隙性大，透水性相对较强，在久雨或强降雨时，易产生坡积层崩滑。

2.特殊土

（1）黄土类土：

黄土类土是第四纪时期特殊的大陆松散沉积物，它在世界各地分布广而性质特殊。这类土在我国主要分布于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面积达60万km2以上，以北纬34°～45°之间最为发育，这些地区位于我国西北沙漠区的外围东部地区，具有大陆性干旱少雨气候的特点。黄土类土从早更新世（Q1）开始堆积，经历了整个第四纪，直至现今还未结束。按地层时代及其基本特征，黄土类土可分为3类：老黄土、新黄土和新近堆积黄土（表4-3）。老黄土是Q1、Q2时期堆积的，分别称“午城黄土”和“离石黄土”，一般无湿陷性；新黄土一般是Q3时期堆积的，称“马兰黄土”，也有Q4早期的，具湿陷性，分布面积最广（约占60%）；新近堆积黄土一般是Q4晚期堆积的，湿陷性不一。各地黄土类土总厚度不一，陕甘黄土高原地区最厚，可达100～200m，河谷地区一般只有数米至30m左右，且主要是新黄土。黄土类土的成因一直是争论的热点问题，但普遍的看法是，风积成因是主要的，也有冲积、洪积、坡积、冰水堆积等成因类型。颗粒成份以粉粒为主，富含碳酸钙，具大孔性，垂直节理发育，具湿陷性等特征者，称 “典型黄土”，而有些特征不明显者则称“黄土状土”。下面讨论一下本管线工程黄土类土的特性。

本管线工程的黄土类土分布于兰州—郑州段（含山西支干线）。不同地段黄土类土的粒度成份和结构有所不同，所以其物理力学指标和工程地质性质也有明显差异。下面我们以Q3典型的湿陷性黄土为代表作分析。

首先是黄土的颗粒组成，将兰州、西安、太原、洛阳四地作比较（表4-4）。可以看出它们的差异，总趋势是：由西北往东南砂粒和粉粒含量愈来愈小，而粘粒含量则愈来愈大，而粉粒所占比例最大是一致的。所以有人将西部黄土称之为“砂黄土”，而东部为“粘黄土”。 黄土的颗粒组成对其湿陷性有一定影响，即砂粒含量愈多，湿陷性愈强，而粘性愈多则湿陷性愈弱。

表4-3 不同年代黄土的特征

表4-4 湿陷性黄土的颗粒组成单位：%

各地湿陷性黄土的基本物理力学性质指标列于表4-5中。

由西往东的总趋势是：土体的密度和天然含水率愈来愈大，液限和塑性指数也愈来愈大，孔隙比愈来愈小；而三项力学性质指标变化规律则不明显。而且可看出，陇西和陇东地区指标相近似，关中地区与汾河流域也比较接近，而豫西地区与前面的4个地区则又有明显差异。上述规律很重要，因为它与黄土的湿陷性相关的，即自西往东湿陷性逐渐变弱。

管线地段湿陷性黄土的湿陷系数（δs），经大量统计后汇总于表4-6中。从表中可看出，湿陷系数陇西地区最大，陇东地区次之，关中地区汾河流域再次之，而豫西则最小；而且高阶地的湿陷系数要大于低阶地。按有关规定，δs＞0.015时，该黄土为湿陷性土；δs为0.015～0.03时湿陷性轻微，δs为0.03～0.07时湿陷性中等；δs＞0.07时，湿陷性强烈。所以说，陇西和陇东地区黄土具中等—强烈湿陷性，关中地区和汾河流域黄土具中等湿陷性，而豫西地区黄土为轻微—中等湿陷性。

表4-5 各地湿陷性黄土基本物理力学性质指标

表4-6各地黄土湿陷系数（δs）统计表

湿陷性对黄土地区地质灾害的成生和活动关系密切，地基的湿陷变形破坏本身就是黄土地区特殊的地质灾害。此外由于黄土结构疏松，以及大孔性和垂直节理发育，潜蚀地质灾害也很普遍。由于黄土的湿陷和潜蚀特性，还可诱发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灾害。

（2）膨胀土：

具有明显遇水膨胀和失水收缩的土称膨胀土。这类土在我国主要分布在南方山前丘陵、垅岗和二、三级阶地上，大多数是晚更新世及以前的残坡积、冲洪积和湖积物。从外表看，膨胀土一般呈红、黄、褐、灰白等不同颜色，具斑状结构，常含有铁锰质或钙质结核。土体常有网状开裂，有腊状光泽的挤压面，类似劈理。土层表面常出现各种纵横交错的裂隙或龟裂现象，这与失水土体强烈收缩有关。膨胀土的胀缩特性，主要是土中含有较多的粘粒，一般粘粒含量高达35%以上，而且这些粘粒大部分为亲水性很强的蒙脱石和伊利石等粘土矿物，膨胀收缩能力较强。天然状态下，膨胀土一般致密坚硬，天然含水率较小，所以土体常处于硬塑或坚硬状态，压缩性较低，强度较高；但在浸水膨胀后，强度明显降低，压缩性增大。膨胀土的这种胀缩特性，对工程建设会带来危害。按我国有关规定，凡自由膨胀率δef大于40%者，即可定名为膨胀土，40%≤δef＜65%为弱膨胀土，65%≤f＜90%为中等膨胀土，δef≥90%为强膨胀土。

本管线工程的膨胀土主要分布于湖北境内的黄陂县周港、应城支线和五里桥—贺胜桥—横沟桥一带：在河南境内的平顶山、周口西、郾城—驻马店的沙汝河平原和确山—信阳北的低山丘陵也有零星分布。

湖北境内的膨胀土主要分布于高程30～45m的垅岗和岗间坳沟地带，自然地形坡度平缓。土体时代为更新世，颜色呈棕黄、褐黄、棕红色，土体平均自由膨胀率：周港一带下更新统82%（最大99%），应城支线中更新统62%（最大109%），五里桥—贺胜桥一横沟桥一带上更新统44%（最大72%）。土体胀缩性危害主要导致当地居民低层建筑墙体拉裂破坏，斜坡和水渠边坡坍滑。

河南境内的膨胀土分布于淮河平原边缘的平顶山东和确山—信阳北的低山丘陵，以及沙汝河平原之间的周口和郾城—驻马店地段。土体时代为中、晚更新世，颜色呈棕黄、灰绿、棕红色，干燥时呈硬塑状态，裂隙发育，含铁锰质和钙质结核，平均自由膨胀率43.5%。平顶山以膨胀破坏为主，而信阳多以收缩破坏为主，多发生在干旱季节。

（3）盐渍土：

土中易溶盐含量大于0.5%的土称为盐渍土。由于它发育于地表土层中，与道路、低层建筑等有关，主要是土的腐蚀作用以及盐胀和溶陷作用对工程建设的危害。盐渍土按地理分布可分为滨海盐渍土、冲积平原盐渍土和内陆盐渍土等类型。我国盐渍土主要分布在北方诸省区。盐渍土的形成及其所含盐的成分和数量与当地的地形地貌、气候条件、地下水的埋藏深度和矿化度、土壤性质和人类活动有关；它的厚度并不大，一般分布于地表以下1.5～4m范围内，且由地面至深部含盐量逐渐减少。盐渍土的形成一般是由于地下水埋深过浅（甚至出露地面），蒸发强烈而盐分在地表的聚积所致。

盐渍土的性质与所含盐分和含盐量有关。土中的盐类主要是氯盐、硫酸盐和碳酸盐三类，因此盐渍土也相应地划分为氯盐渍土、硫酸盐渍土和碳酸盐渍土（表4-7）。盐渍土中所含盐分及其数量对土的工程地质性质影响很大。由于土成分的改变，影响了土的结构，从而影响了塑性、透水性、膨胀性、压缩性、击实性等性质。

表4-7 盐渍土的分类

本管线工程的盐渍土主要分布于甘肃段通渭以西、陕西段华县—华阴地段和山西段的永济市东北伍姓湖区（K48～K54）及清徐张花营村—榆次西荣（K451～K464）地段。

甘肃段通渭以西地段河谷平原一级阶地潜水位埋深很浅，经测定，土壤中平均含盐量3.4%，最大可达8%～15%，属硫酸—氯型中—超盐渍土。

陕西段华县—华阴地段的盐渍土是由于黄河三门峡水库淤积和回水，引起潜水位壅高，使渭河南岸赤水河至方山河一级阶地中部成为浸没区，而导致土壤盐渍化。但近年来当地大量开采地下水，潜水位埋深增大，盐渍化已几近消失。

山西段永济伍姓湖区地势低洼（比周边低5～8m），表层土由粉质粘土和粉土组成，潜水位埋深0～3m，土中含盐量1.06%～1.18%，类型为硫酸—氯型，属中盐渍土。清除张花营村—榆次西地段地势较周边略低，表层土为粉土，潜水位埋深0.2～3m，土中含盐量0.44%～1.12%，类型为氯—硫酸盐型，属弱—中盐渍土。硫酸盐结晶膨胀以及腐蚀作用，对管道将有一定危害。

（4）淤泥质土：

淤泥质土是指在水流缓慢甚或静水环境中沉积，有微生物参与作用的条件下，含较多有机质，而疏松软弱的粘性土，它是近代在滨海、湖泊、沼泽、河弯、废河道等地区沉积的未经固结的一种特殊土。从外观看，这类土常呈灰、灰蓝、灰绿和灰黑等颜色，污染手指并有臭味。土中含有大量亲水性强的粘土矿物（蒙脱石和伊利石占多数），有机质含量较多（一般含量 5%～15%），天然孔隙比大于1，天然含水率大于液限。其结构形式常为蜂窝状或棉絮状，疏松多孔，压缩性很强，地基承载力很低。我国淤泥质土的地理分布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沿海沉积的，另一类是内陆和山区湖沼盆地沉积的。前者分布稳定而厚度大，后者常零星分布且厚度小。

本管线工程的淤泥质土主要分布于湖北—湖南段。管道经过长江等13条大中型河流的冲湖积平原低洼地段，有较大范围的淤泥质软土分布，有机质含量大于1.5%，岩性为淤泥、淤泥质粘土和淤泥质粉土，呈软塑—流塑状，天然含水率多大于35%，最高达133%，孔隙比1～2.02，最高达3.12，压缩系数一般大于0.5MPa-1，最高可达3.68MPa-1，凝聚力一般9.8～29.4k Pa，内摩擦角6°～15°，地基承载力，天然状态下一般为25～55k Pa，常导致建筑物过量沉降和不均匀沉降。很显然，这类土体对管沟开挖影响较大，常导致沟坡坍塌挤出而不易成形。此外，对场站地基稳定性也有影响。

❺ 八路军留守兵团的作用

留守兵团创建之初，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秩序还很混乱。尤其是土匪蜂起，四处窜扰，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成为巩固根据地的大患。因而，留守兵团的一项迫切任务就是靖匪除暴安民。
据统计，当时边区二十三县境内，共有土匪四十余股，计四千余人，两千多支枪。这些土匪大体上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打家劫舍、掠夺财物为主要目的的普通土匪，较大的有在延长、延川一带抢劫的陈老大股匪，有安定的刘子清股匪等；另一类则是有背景的“政治土匪”。他们除了抢劫钱财以外，专门以摧残我地方政府机关、破坏我党和群众组织、刺杀我党、政领导和军队工作人员为目的。这些“政治土匪”中有的是在土地革命时期遭我斗争打击的恶霸地主和反动地方军阀武装（如三边的张廷芝股匪）；有的是由国民党顽固派操纵指使的著名惯匪（如盘踞在陇东一带的赵思忠股匪等）；有的是与日伪勾结的汉奸武装（如三边的薛子茂股匪）。
为了尽快肃清匪患，我和兵团几个领导干部研究，决定与地方党政机关取得密切联系，通过他们广泛发动边区的群众与地方武装自卫军，都来捕捉土匪。于是有的地方组织了小分队和部队一起战斗，有的发现匪迹，暗地监视，及时报告，对军队的剿匪进行了有力配合。地方政府还采取了一些措施，积极改善人民生活，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使得一部分因生计所迫、铤而走险的散匪，改邪归正。
肃清反动的顽匪，主要是军事围剿。经过反复研究，我们决定采取机动灵活的猛打穷追与堵截、合击相结合的战术。在每一匪区集结相当兵力，统一指挥，一经与匪接触，即轻装尾追；一旦判明匪路，即分路堵截、合击。实践证明，这种战术是对头的、有效的。
从1937年11月开始，我们首先集中了警一团、警二团、警五团和两个骑兵营，以及蒙汉骑兵支队，共2000余人的兵力，在三边地区官滩、盐池以北的八蜡梁和安边以北的仓梁一带，对张延芝、范玉山、薛子茂等股匪，连续进行了三次围剿、打击，先后击毙土匪一百余人，马百余匹，缴获枪支六十余支。
翌年2月以后，我驻各地的警备团队，与地方群众武装密切配合，采取政治瓦解与武力清剿相结合办法，布下天罗地网，对大小股匪，继续穷追猛打。陕北地处黄土高原，海拔普遍在八九百米以上。厚厚的黄土层，经流水切割，年深日久，形成典型的塬、梁、峁、沟壑等地形，山高沟深，人烟稀少。冬春季节又长，到处是冰天雪地。在这样的地区剿匪，部队是很苦的。特别是三边一带，地接塞外荒漠，遇上大风天，风沙弥漫，天昏地暗，白天点灯都看不清人脸。大小砂石打在头上、脸上，疼痛难忍。有一次，一个战士外出执行任务，躲在一个甘草洞里避风，一阵大风刮来，竟把这个战士活活埋在里面。剿匪同其他战斗不一样，扑空是常有的事。有时爬山越岭，跑了许多路，到达预定地点，土匪已跑得无影无踪了。条件尽管这样艰苦，战士们却毫不畏缩，特别是那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爬过雪山、越过草地的老战士们，更是以苦为荣，迎难而上。经过数十次战斗，历时不到一年，各地的土匪就基本上被肃清。按当时统计，被彻底消灭的土匪有三十六股，被击溃的土匪十余股，生俘匪徒九百余人，缴获轻机枪十挺，步马枪一千七百余支，迫击炮两门，子弹二十余万发。对那些被捕获的匪首，大都由当地政府进行公审，对罪大恶极的坚决予以镇压。这年6月，在定边就公审枪决了罪恶累累的惯匪艾中福、宋闰兰；在延川，公审枪决了谋财害命的惯匪霍生福。当然，在剿匪战斗中，我们也付出了代价，共计伤亡军民七百余人，其中有两个团级干部、十多个连排干部光荣牺牲。
一天晚上，已是夜深人静。我来到毛泽东同志住处。他照例还在灯下工作。我向他汇报了留守兵团的工作，当说到边区境内的土匪已基本上被肃清了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惊喜地说：“这样短的时间就把土匪基本肃清了？！”我向他详细汇报了剿匪的经过和战果，毛大大听了十分高兴，当即拿起笔来起草了一份电报，向全国各抗日根据地通报了这一战绩，表彰了边区军民。
但是，靖匪的任务并没有到此结束。1939年冬天以后，前面所说的那类“政治土匪”，又在各地抢劫烧杀，扰乱边区，祸害群众。有的是由当时驻扎在边区周围的国民党中央军收买和唆使，突然窜进边区境内进行袭扰、破坏的，有的则是受边区境内的国民党县长和保安队支持、庇护，故意为非作歹，寻衅闹事的，其中有些人就是由保安队“哗变”为匪的。这类土匪的抢劫烧杀，实际上已成为国民党制造摩擦事件的重要方式之一，是一种变相的武装进攻。因此，从这以后的剿匪斗争，就同反摩擦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早期的剿匪斗争相比，要复杂得多：既有军事斗争，又有政治斗争；既要清剿土匪，又要同当时国民党的军政要员打交道。
清剿陇东积匪赵老五（即赵思东），就是这种复杂斗争的一个典型事例。
赵老五多年盘踞在靠近宁夏的甜水堡一带，经我军打击后，收敛了一段时间。1939年11月底，他又突然带领匪徒，攻入我环县城内，烧杀抢掠，接着又窜至河连湾一带，破坏边区治安。当时我曾致电国民党宁夏省大大马鸿逵，询问赵匪是否属他节制。马鸿逵回电说与他无关，但不久他派来个参谋，进行所谓调解，说赵匪是兰州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所委派的“游击司令”。一个远近闻名的土匪头子，竟然成了国民党的“游击司令”，说奇怪也并不奇怪。在旧社会不就有“兵匪一家”的说法嘛！用这四个字来说明边区周围顽军和某些土匪的关系，是很确切的。我们当时虽然知道这名参谋说的不会没有根据，但为了促使国民党军队不要和土匪搞在一起，我们还是千方百计地给朱绍良等留面子，尽力争取他们。毛泽东同志在修改我给马鸿逵的复电时，对这件事这样写道：“诚以如此积匪，朱长官必不收编，必系该匪冒称无疑，请尊处万勿见信。”这显然是给朱绍良搭好了下台的台阶。接着我又直接给朱绍良打了几封电报，向他报告赵老五的情况，寻求共同解决赵老五的办法。他装聋作哑，不给我回电。于是，我又给他发了几封电报，在电文中说：“为维持地方治安计，拟即予以清剿。”他大概有点慌神了，这才回电说该匪已由他收编为保安队，并已饬令“严加约束”，他公然对这伙匪徒进行庇护。所谓“严加约束”，不过是一句应酬的话而已。1940年夏天以后，一连几个月，这股匪徒又窜进边区，先后在陇东的曲子、完洞等地袭扰，捣毁我区政府一所，杀死我村干部和工作人员四名，捉走我自卫军排长和政府工作人员九人。我驻军警二团官兵忍无可忍，不得不派兵进行清剿。当即击溃其一部，并捕获赵老五的两个重要帮凶缪福禄、万荣昌，经公审后判处了死刑。1941年2月，我驻军又集中了两个营的兵力，在甜水堡、河连湾一带进行围剿，经过半个月战斗，终于将这伙匪徒大部击溃，匪首赵老五腿部负伤逃出边区。我缴获步枪、机枪、手枪七十余支，子弹九百余发。
对土匪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清剿，是在清涧、绥德、米脂一带。1942年9月，当各地匪患渐次减少时候，这一带却接连出现了以阎锡年、惠富元等为头目的八股土匪，在四个多月之内，作案达四十余起。闹得最凶的时候，平均两天要发生一次抢案。而其突出特点，又是专以抢劫捣毁我公营商店、合作社，袭击我区乡政府机关，刺杀我单独活动的军人和地方干部，抢夺枪支为主要目的。这些匪徒在几个月之内，就杀死我干部战士和地方工作人员十人，绑走和打伤十三人，抢走长短枪十七支，劫走大批财物和钱款。当时我正在参加西北局高干会议。为了迅速消灭这些匪徒，我们利用会议的间隙时间，召集当地驻军和地方干部开会，对剿匪任务进行了具体部署。会后各县均采取军事进剿与地方清乡相结合的办法，集中进行了一次围歼。到1943年1月，就大体上把这几股土匪肃清了，并且坚决镇压了被我捕获的惠富元等七名土匪头子。至此，边区的靖匪斗争，才告结束。 陕甘宁边区的东边是奔流不息的黄河天堑。留守兵团担负着守卫河防、阻止日军西渡的艰巨任务。防线北自府谷，南至宜川，蜿蜒一千余里。这段黄河当时是陕甘宁边区通向各抗日根据地的惟一通道。河防得不到巩固，不但边区不得安宁，而且势必割断中央、军委与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重任在肩，怎样完成好这项任务，也就成了我经常思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日军将会在哪几种情况下威逼河防、进攻陕北呢？当时我首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和有关领导同志一起研究，认为主要有三种可能：一是日军要进攻大城市西安的时候，可能以一支部队进犯河防，配合行动；二是日军要进攻整个大西北时，可能以一路兵马进攻陕北；三是日军在山西进行“扫荡”，可能侵犯河防，威胁我边区的安全。留守兵团当时只有一万五千多人，既要固守河防，还要清剿土匪，守卫两千多里边防。日军在武器装备上，又拥有强大的优势。捍卫千里河防的任务，能担当得起来么？开始少数同志显得信心有些不足。因此，我必须使全体指战员正确认识形势，树立必胜的信心。在兵团干部会议上，我给大家讲有利条件，在干部中统一思想。我说，单靠留守兵团的少数兵力，这么长的防线，当然是难以固守的。但是我们要和整个华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联系起来看，在黄河东岸，无论是晋西北、晋西、还是晋东南的敌后，都有我八路军的主力和部分友军在不断打击敌人，破坏敌人的进攻计划，牵制敌人侵犯河防的行动。我们还有地理上的优势，黄河水深流急，浪涛汹涌，人口又少，且东岸多土山，西岸多悬岩峭壁，无法架桥。这样的地形条件，显然利于守而不利于攻。日军要想逾越这道天然屏障，也并非易事。加上我们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这是远离本土、孤军深入的日本侵略军永远不能比拟的。只要我河防部队保持高度警惕，英勇顽强，加上指挥、部署得当，战术运用得法，保卫河防的任务，是完全能担当起来的。
事实也正是这样。1938年春，当日军兵分几路，直逼黄河东岸，并占领了一些渡口时，根据党中央的命令，八路军一二O师集中主力打击了进至晋西北的各路敌军，收复七座县城，歼敌一千五百余人；同时，驻晋西南的一一五师回师晋西，迅速控制了吕梁山地区，主力转至大宁一带作战，歼敌两千余人。
当时在晋东南一带的一二九师为策应一一五师和一二O师作战，也给予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和削弱。这些战斗，都有力地牵制了敌人，巩固了黄河防线，保卫了陕甘宁边区，保卫了党中央。即使后来，一二O师、一一五师的主力，开赴冀中和山东等地作战以后，留在河东的八路军部队，继续打击和牵制敌人，对于巩固千里河防，仍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当日军进占黄河东岸的一些据点后，河防紧张起来，留守兵团立即对所属部队下达了抗日总动员令和紧急备战的战斗命令，命令河防部队及一切武装力量，立即动员起来，随时准备战斗。
在兵力部署上，我们以王兆相为团长的警备六团驻神府地区，守备葭县至贺家堡沿河渡口（这个团不久被调归一二O师建制）；以文年生为团长、帅荣为政委的警备八团驻米脂，守备大会坪至枣林沿河渡口；以阎红彦为团长、杜平为政委的警备三团驻清涧，守备河口至接近枣林坪一带的沿河渡口；以陈先瑞为团长、罗志敏为政委的警备四团驻永坪地区，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守备延水关、高家畔渡口；以白志文为团长、李宗贵为政委的警备五团驻延长，守备凉水岩至清水关沿河渡口。为了便于统一指军。还成立了两延（延川、延长）、神府（神木、府谷）和五县（绥、米、葭、吴、清）等河防司令部，作为留守兵团派驻当地的代理指挥机构。
兵力部署大体就绪后，河防部队立即投入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这主要是：侦察敌情；察看地形；深入进行战斗动员；抓紧战前练兵；紧急构筑防御工事。其中构筑工事一项，任务最为繁重，也至关重要。因为我们打的是防御战，纵有黄河天险，但要抵挡敌人飞机、大炮的轰击，没有坚固的防御工事，是要吃大亏的。河防部队以石头、木料、沙土等为材料，选择有利地形，不辞劳累，星夜赶修，很快构筑起一道有相当纵深的坚固防御工事。记得当时驻西安的国民党西北行营和山西阎锡山的第二战区，曾先后派员前来“视察”，都赞扬这些河防工事修得好。后来河防战斗的实践也证明，正是由于重视了防御工事的构筑，才大大减少了河防部队的伤亡。
对于河防战斗，我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提出了要执行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但是，这种凭险固守的战斗，究竟应该怎么打，对于我和同我一样打惯了运动战和游击战的各级指挥员来说，都是一个新的课题，只能是边打边总结经验。
3月12日，进犯我晋西北县的一路日军两千余人，附炮二十余门，第二天到达黄河东岸。十多架飞机在我河西阵地上空来回侦察轰炸，接着敌军用大炮对我阵地轰击了约三个小时。随后，大队敌人就开始渡河。我警六团指战员沉着应战，一直等到敌人密集部队涌下河岸时，才突然集中全部机枪，一齐开火。敌人被打得懵头转向，慌乱逃窜。我事先准备好的一支部队，乘势渡过黄河，袭敌侧背，敌人支持不住，向兴县方向仓皇退去。这一仗，共计击毙日军四十余人，伤敌一百余人，缴获步枪十多支和不少军用品。我河防部队伤亡六人。
同年5月初，河东离石一带的敌人，兵力增到一个旅团，附炮三十余门，气势汹汹，企图在我宋家川附近渡河西犯。10日晚，其先头部队已进抵王老婆山，后续部队仍在源源推进。我河防部队由于侦察工作做得较好，准确掌握了敌人的行动，没等敌人到达河边，文年生团长便亲自率领一支部队，东渡黄河，乘敌人立足未稳，夜袭刚进到王老婆山的敌人一个大队。经数小时激战，歼敌二百余人，缴获步枪二十余支。敌人遭此突然打击，掉头向东退去。
第三次较大的河防战斗，是在1939年的元旦。当时，已经进至我晋西大宁、吉县、永和一带的敌人，兵分三路，每路约千余人，附炮十余门，向河岸推进。一路向马头关，一路向凉水岩，一路向泥金滩，于元旦这天，占领这三个据点以后，立即用大炮、机枪隔河向我猛烈射击，随后又派来十多架飞机，对我阵地进行轰炸扫射，并投掷多枚毒瓦斯弹。我守备部队隐蔽待敌，毫不惊慌，直到敌步兵集结河岸，开始运动船只准备渡河时，才一齐开火射击。敌人也隔河开炮还击。相持了一天，我击毁敌人部分船只，杀伤敌人一部。随后几天，我河东友军和游击队，不断袭击敌人的辎重和增援部队。三处敌军先后退走，我河防机动部队，乘机渡河追击，与一部溃逃敌军激战约三小时，然后安然撤回河西。这次战斗共毙敌八十余人，缴获步枪十余支、马数十匹。我伤亡排长以下指战员八人，中毒的十多人。
通过几次战斗之后，各部队认真进行了总结，对于河防战斗贯彻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应该采用的战术，取得了一些实际而有效的经验。其中主要是两条：一条叫“半渡而击”，就是说，在敌人未到达我火力地带以前，要善于隐蔽，顶住敌人大炮、飞机的狂轰滥炸；待敌人进入我火网，就应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火力，大量杀伤敌人。或击敌于岸边上船处，或击敌于航渡中，或击敌于登陆之际。这一条是受我军的武器装备处于劣势这一客观条件所决定的。不等敌人到达有效射程之内就开火，只能是白白浪费弹药。另一条叫“主动出击”，就是说，不能采用单纯防御的战术，而要选择时机，于战斗前，或于敌人溃逃的时候，派出精悍得力的部队，到河东袭击敌人，以配合正面的防御部队。这一条要奏效，及时准确地获得情报是个关键。这方面，当时边区自卫军的密切配合，是起了很好作用的。他们不时派出小分队，过河去侦察敌情，与河防部队派出的侦察人员一道，形成了一个严密、有效的情报网，使我河防指挥机关基本上做到了耳聪目明，能随时掌握敌人的动向。
对于上述经验，我们在作战会议上交流过。1939年春天，留守兵团参谋长曹里怀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以《河防战斗的检讨》为题，撰文作了介绍，并且指出了当时还存在的一些问题。这年夏天，我带领机关参谋人员到绥（德）米（脂）地区检查战备工作时，除了察看附近的河防工事，还同河防部队的各级指战员一起探讨，充分肯定了这些经验。
这里我要着重提一下6月上旬的宋家川河防战斗。那是在我到达绥米地区后不久，日军万余人进犯柳林、军渡一带。军渡是河东的一个重要渡口。以往日军进占这个渡口，多是在飞机、坦克的掩护、配合下，沿着公路大摇大摆地向前推进。这次敌人改变了战术，只派出一部分兵力，以炮兵开路，沿公路缓缓推进。其主力则分成两路，在两翼山区中轻装迂回前进。当时阎锡山的三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团在柳林地区驻防。他们根据过去的老经验，仍然只注意公路正面的防御，忽视了对两翼的侦察警戒，致使日军的企图得逞。阎军一部被日军包围，柳林、军渡、孟门、碛口相继失守。随后，日军又像以往一样，大炮、飞机终日对我河西阵地狂轰滥炸，直打得我阵地和附近山头硝烟弥漫，黄土变色。我河防部队由于有了以往的经验，更加沉着镇静，昼夜坚守阵地，在工事内进行有利的还击，把汹涌澎湃的黄河变成了“皇军”的葬身之地。两天以后，日军开始后撤。这时，我大批援军及时赶到，迅速渡河追击，与河东友军密切配合，打得日军丢盔卸甲，狼狈逃窜。这支增援部队是经我同意，连夜从边区内地调来前线的。他们一天行军百余里，连病号也没有掉队，斗志非常旺盛。跟着这支部队渡河追击的，还有当时随我一起到河防部队慰问演出的“烽火剧团”的一些文艺战士。回到延安后，党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的记者采访我，要我谈谈对这次战斗的看法。我着重指出，要注意敌人战术的变化，还赞扬了我军指战员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随后，记者又访问了“烽火剧团”的文艺战士。他们以耳闻目睹的事实，愤怒地揭露了日军惨杀无辜、蹂躏柳林地区的罪行，同时生动地讲述了我渡河部队追歼日寇的动人事迹。
一九三九年八九月间，由于河防紧张，党中央决定调王震的三五九旅返回陕北，加强河防守备力量。当时，正处于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前夜，边区内外的顽固派正在到处寻衅闹事，制造摩擦事件。
为了不给顽固派造谣生事以任何口实，在下令调动三五九旅的同时，毛泽东同志指示我把这件事向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阎锡山和驻榆林地区的邓宝珊报告一下。我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意图将电文起草好了以后，送给他审阅。毛泽东同志认为电文表达的意思不够充分，措词也不够策略，随即将电文全部改写了一遍。改写后的电文是这样的：“日寇猖狂，河防屡急，迭奉钧座电令，加强防御。近以敌占柳林，盘踞不去，窥其用意，似有西犯模样。迭以此情呈报朱彭总副司令。嗣奉电示：指派一二O师王旅布置绥吴警备区，巩固河防，并资休整。现该旅已到东岸，即日渡河布防。兵力既增，河防当可巩固。惟仍当恪遵钧谕，激励士气，不使稍有疏忽……”
该电文力陈执行阎、邓多次要求加强防御的电令和日寇猖狂、屡犯河防之事实，说明调王旅是为了加强河防的需要，同时说明这一军事行动既是受制于八路军总部，又对国民党当局以充分的尊重。毛泽东同志用心之细致，思考之周密，实在令人敬佩。在电文后面，毛泽东同志还附笔提示我：“肖：此电待王旅确到河边并先头部队开始渡河时才发，不要发早，也不要发迟。”他对发报时间考虑得这样细致，是很有道理的。发早了，王旅未到河岸，消息传出去，可能节外生枝；发迟了，先斩后奏，又难免阎、邓怪罪。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在处理我党我军与国民党统一战线关系的一些策略思想。
正是由于电文无懈可击，时机又掌握得恰到火候，果然得到了阎、邓的认可。阎锡山给我回电说：“希饬该旅速至巩固河防为要。”邓宝珊的回电更是表示赞同：“王旅开驻绥吴，增厚兵力，极佩荩筹。”
尽管如此，边区内外的顽固分子，还是抓住这件事大作文章。一时间，谣言四起，什么“三五九旅不服从中央（指国民党党中央，下同），自由行动”呀，“三五九旅是来警备区消灭保安队的，中央不知道”呀，等等。为了驳斥顽固分子，毛泽东同志指示我，立即写了一篇文章给以驳斥。这样，在1939年12月9日《新中华报》第一版上，发表了我的《加强河防，反对造谣破坏的阴谋家》的文章。我在文章中痛斥顽固分子的无耻谰言，转述了上面提到的阎、邓回电的原文，说明调王旅是为了巩固河防，并且是按照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多次电令做的。事理俱在，那些谣言便不攻自破。
在以后的河防斗争中，三五九旅借鉴和发展两年来河防部队总结的“半渡而击”、“主动出击”等经验，特别是大力加强了渡河作战的力量。1940年3月，当日军兵力分六路扫荡晋西北时，三五九旅更是积极主动地配合河东我军，连续作战，打击敌人。例如，3月9日，柳林敌军三百余人，进犯李家庄，与我三五九旅派往河东的游击队，激战三小时，被我击退。13日，柳林敌军派出五百余人，再次进犯李家庄，又与我游击队激战一昼夜，敌人又不得不退走。3月31日，柳林敌军一千五百余人，附炮十余门，进至军渡，向我河西阵地发炮数百发，我三五九旅迅速派出部队渡河，与河东我军配合作战，战斗一天，将敌击退。在这次持续近一个月的战役中，三五九旅表现突出。为此，朱、彭总副司令当时曾致电阎锡山、程潜等人，请对王旅予以嘉奖。随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又指示我，致电蒋介石、何应钦、陈诚等人，并报朱彭总副司令、叶剑英参谋长，请求给予王震以奖励。电文中说：“三五九旅接任绥德河防以来，该旅旅长王震率部督战，劳绩甚多，尤以3月战役为最激烈。当时敌占军渡、碛口，轰击河防阵地，飞机大炮猛烈异常，该员亲临督战，工事则随毁随修，官兵再接再厉。复于战事紧急之际，派兵东渡，击敌侧后，卒将顽敌击退，巩固陕北后方。”
就这样，留守兵团自成立后，在晋西北、晋西、晋西南八路军的配合下，先后对日作战达七十余次。日军的进攻，多数是在我宋家川对面的军渡、碛口一带渡口。这是因为这些地方有公路与汾（阳）、离（石）公路紧相衔接，汽车可直达河岸附近，日军从太原调来兵力和渡河器材极为方便。从时间上来说，日军进犯最频繁也是最猖狂的时期是在1939年前后。而在1940年下半年以后，由于我120师主力又奉命回到了晋西北根据地，给了敌人以严重的打击，加上当时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如火如荼，特别是百团大战予敌人重创，日军的力量遭到很大的削弱。这样，日军对河防的进犯虽然还没有完全终止，但已是强弩之末，对陕甘宁边区的安全威胁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