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水果套袋厂商

我眼中的凯丰果业亏损
——试述凯丰果业公司的亏损原因
你想了解南方果袋销售市场如何吗？你想了解南方的套袋水果与没有套袋果谁好销吗？你想了解南方农民愿意接受果袋技术吗？你想了解南方果袋市场和北方果袋市场有什么不同吗？你想了解在南方农民信用淡薄氛围中如何做果袋生意吗？那就让凯丰果业有限公司一年多的果袋技术推广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吧。
首先，让我们重温一下常德凯丰果业有限公司2003年2月末止财务报告一组数据：投资者们投入827万元资金，其中固定资产投资394.41万元，用于生产、经营资金404.17万元，发生经营亏损(含潜在亏损)365.15万元。果袋生产总量5665.032万个，果袋总销售量1596.0715万个，果袋报损237.54万个，果袋应收款83.34万元，收回38.37万元，欠收44.97万元，共收购套袋果214.6741万斤,水果短缺损耗24.3651万斤,经营水果亏损151.72万元,垫付收购资金无法收回23.37万元,产品销售费用65.67万元,管理费用62.24万元,协助绿金果业收购桔子亏损6.41万元。
仔细解读以上数据，作为亲历者现在回顾凯丰果业成立至今短短二年时间，就以巨额亏损从热闹一时到沉寂，还真令人惋惜。但作为原凯丰人，有时细细深思亏损的必然性，就可以发现凯丰果业亏损主要原因是：1，市场需求认识不足，也即没把握农民对新技术，果实套袋产品需求程度有多大。2，市场营销环境认识不足。3，领导层主观决策失误,资金周转不灵。4，销售渠道管理失去控制。而且这四者之间联系很紧密。当然，以上仅为个人观点，这也是我个人一年来思索的结果。不当之处请多指教，因为一个人的认识水平高低决定你看到事物本质深浅程度。所以，通过提高认识水平是更加深刻分析凯丰果业亏损原因的主要方法。为此，我也阅读了一些关于公司运作成败的书籍杂志帮助自已提高实践认识水平。下面我就谈点对凯丰果业公司亏损原因的认识。
首先，针对我们面临的果袋销售市场大背景认识不足，只认识到销售果袋量的市场潜力巨大，没有认识到果袋市场需求量何其少!当时我们最初的市场认识停留在：1，常德水果种植面积约92万亩，其中80%是柑橘。邵阳新宁县柑橘水果面积达7万亩，总产量3.5万吨，年产值6000多万元，江西赣南信丰县脐橙总面积达20万亩,总产量5.2万吨,年产值1.2亿元,湖北秭归总面积12万亩,总产量6.5万吨,年产值2亿元。柑橘有如此大市场容量,套袋可想而知……。2，北方水果套袋技术已经推广好几年了，而且不套袋的水果卖不出好价钱，直接影响果农的经济收入，专门生产套袋的厂商有好多家，并获取较好的收益，著名的山东烟台凯祥果袋厂，内蒙德盛纸业公司等。3，纵眼环顾四周，南方无果袋厂的市场格局也确实让人感到要把握市场先机。但经过一年多的凯丰果业营销实践证明：推广果实套袋技术，令千树万树尽套袋是何等艰难。一百多万亩水果面积，果袋总销量才1596.0715万个,平均每亩才套十多个果袋，且凯丰公司付出了三百多万元的亏损。
其次，农民对市场推广中的套袋技术需求不旺，这一点已经得到凯丰果业营销实践证明。究其原因：①主要是近年来农副产品价格持续低迷，果农生产种植积极性；②农民的经济负担重，收入少，只关心农副产品价格涨落，无心致力于新技术推广，因为新技术推广需要成本投入且不知成效如何，这也是凯丰为什么放宽信用政策，大量赊销果袋尴尬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③凯丰果业必须帮助解决农民自身由于长期耕种加上经济条件限制很难到外面搜集销售信息果品销售问题。如不能解决，农民对果实套袋技术也无多大兴趣，但我不知北方地区如何解决的，可凯丰在这个问题上受到极大挑战并付出沉重代价。
第三，在套袋期间南方长时间多雨高温的天气一直是果实套袋销售的非常不利因素。果树刚开花正好碰上大雨倾盆，花儿打落，果子就没，这能不影响果袋销售吗？六、七月高温套袋，果子在果袋里温度更高直接影响果子生长，湖北秭归、汉寿阳南塘灼果现象就说明这一点。
第四，我们面临的果袋销售市场环境大多高山连绵，乡路不通，地理环境复杂。有时为了主动销售果袋乘车、走路要花几天时间，几十元果袋却花上百元费用。有时业务员回公司报帐由于无合法单据而叫苦连天，严重影响销售人员积极性。如是坐支货款，不及时报帐屡禁不止，严重影响领导决策所需要的及时、准确财务数据，误导领导层决策。
一个企业的高效运作来自于好的经营管理，而好的经营管理来自企业家所面对市场变化莫测的深刻认识和时刻紧跟市场变化先进管理理念，而市场变化的深刻认识来自现实中枯燥乏味的时刻变化财务数据、市场调查数据分析、加工取理、提炼，由此产生我们对市场切合实际的决策。决策是决定一个企业命运关键所在。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我认为凯丰果业失败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企业领导层经营决策失误。我为什么这么说呢？许多人问我：你们凯丰果业在投资果袋生产这个项目时没进行过市场调查吗？当我回答他们时,我还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或许有人会回答，因为凯丰某些领导者总喜欢神秘主义。姑且不谈这个毫无意义话题，在这里我主要谈点凯丰果业在这个认识不充分市场下怎么样经营管理的。前面我阐述了凯丰所处的市场背景相信大家对下面所讲的凯丰果业经营决策失误也就不难理解了。①不根据具体市场反馈信息，急功近利，盲目生产，上规模，积压资金，误导决策。只知道上级领导说什么，我就做什么。资金不足还先后引进十三条生产线，生产任务锁定在1亿只，结果生产果袋5665万个，积压在库达四千多万只，结果导致原本资金短缺的经营显得愈加艰难。到后来果袋款回收难，果袋销售费用的加大，湖北秭归、汉寿果袋报损赔偿加剧了凯丰果业出现现金危机，严重影响了领导资金需求量的决策。②领导者由于采取强行推广，向业务员压销售任务的办法，促使业务员为了销售量积极放宽信用政策，采取赊销、部分收取货款的办法，甚至采取异地转库作为销售的手段扩大自己销售业绩，为农民、中间商、业务员以果袋牵制凯丰果业达到他们自己狭隘经济利益创造了条件。石门、新宁、鼎城、湖北都出现过这种情况。如果任务没完成，因害怕追究责任，业务员谎报、不报、瞒报销售量数据成了他们迎合领导的常用手段。但因此领导者造成决策失误及巨额经济亏损是无法估量的。③为了提高来年农民套袋积极性，以高于市场每斤0.20-0.40元价格收购套袋果的激进决策实践证明是一种违背市场行情的冒险行为。⑴由于价格过高其他果商不敢冒然收购套袋果，整个套袋水果收购价格市场风险由凯丰公司独家承担，加上自己资金不足，一旦失去现金支付能力，其收购结果以凯丰承受巨额负债而完成。⑵由于收购价格高于市场销售价格，让大家感到经营名气大的“凯丰牌”水果赚不到钱，当然大家敬而远之，结果凯丰财务上脱离市场行情算出的凯丰成本销售价最终被市场无情抛弃。总之，你的品牌不能让别人赢利，你的销路怎能打开呢？⑶由于收购价格高，销售价格偏低所导致的负价格差由此产生的直接亏损也是巨大的。总共收购214.6741万斤套袋果按每斤负价格差0.50元计算直接亏损达一百多万元，加上水果损耗、水果周转运输费用更不用说了。④乐观地估计脐橙销售形势，简单认为只要脐橙需求大于供应，脐橙一定卖个好价钱，却忽视了水果品种之间也存在竞争，当时沙糖柑比脐橙就好销,蜜桔就比脐橙好销。而且套袋果与没有套袋水果价格没什么区别。我认为只有脐橙消费者需求量大于脐橙供应量才能卖个好价钱，这样市场价格定位才准确。有消费者需求才市场，不能说只要有产品就一定有市场。⑤凯丰果业领导层“赌一把”的心理驱使着凯丰果业走向经营危机。凯丰果业为了控制常德脐橙水果市场，大量囤积脐橙，先后投入资金达323.98万元，由于先前积压在库果袋3831.4205万个，按综合成本单价0.0285元/只计算已经积压资金达109.18万元,再加上经营上不能充分利用的包装物资金的积压。由于凯丰果袋积压资金过多不能及时求现，已经开使周转不灵了。这个时候，凯丰不仅不降价出售，而且还要再投入更多资金囤积脐橙，我认为:一是不急于脱货求现以免压价，二是将脐橙购进，打消果商念头，你买不到脐橙，自然找我，这样更是奇货可居了。可是事与愿为，那一年脐橙市场极不景气，脐橙最好价格也只有1.00元/斤左右，同时脐橙不宜过久存放。凯丰最终抵挡不住果商们坚决不买套袋果的僵局和由于储存条件差脐橙随着时间推移正逐步变质不利形势，终因周转不灵降价出售自己囤积的脐橙，其直接损失达151.72万元。到春节讨债人潮起，凯丰也就彻底崩溃了。当然，我也理解领导层最后在水果销售上放手一搏，主要想挽回已发生的经济亏损。说到这儿,我感到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被领导层忽略了，那就是销售渠道业务员们提供不准确、不真实的市场信息和错误认识误导着领导层的不计后果、不顾条件放手一搏的决策。当现金危机真正降临在他们面前时,凯丰人才感到销售渠道管理与控制的是多么重要!
在这里我们应充分意识到：凯丰果业领导对销售渠道的控制缺乏足够认识，缺乏强有力有效制约手段，特别对销售渠道的人、财、物管理缺乏有效的管理。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愈加注重企业内部控制管理，讲求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制约与监督，达到企业人、财、物高度集中以应付随时到来的市场风险。我记得娃哈哈集团总裁宗庆后说过“如果一个企业销售渠道上有问题，销售管理者的能力最主要体现在控制能力上，作为企业的战略决策者，其市场能力则全面体现在“控制什么”以及“怎么控制”上，有序地分配各级经销层次的利益空间，不但是生产商的责任，更是其控制市场的关键所在，只有那些控制了市场的人，才真正控制了自己的命运。"当然一个领导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怎么样运用领导艺术把企业员工的全面、真实、最有价值的市场信息及时反馈自己头脑中来，经过分析加工取理很快调整市场决策控制自己市场和财务风险，还真是门学问。说到这儿我们反思一下，掌握着全面、真实、最有价值市场信息销售渠道的销售人员、推广经销商、农技人员、农民拿着凯丰的钱干什么呢？凯丰果业和他们之间利益关系是怎么样？我认为控制与反控制博弈关系。①他们依仗独拥渠道，一枝独大的优势，让凯丰尽量服务于他们自身经济利益。他们变作法子压价、拖欠货款，甚至干涉凯丰经销政策和市场开发思路等事件时有发生，特别当果袋，果品滞销之时他们便转嫁风险给企业。如石门陈桂合、项章颜、游同新的资金垫付等，汉寿、秭归果袋赔偿，新宁陈中六、李朝贵的赊销等都反映这个问题。②销售人员由于掌握市场大客户信息、果袋、货款现金三大控制权，他们缴纳的职工保证金对他们毫无制约性，甚至熊建中、于坤湘、游华平、陈桂合营销主干带头不缴纳，领导对他们毫无办法。其无法制约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⑴他们垄断水果、果袋客户信息控制权而且不把客户信息上报公司，以至常德地区、新宁县等地出现客户只认销售员不认识凯丰公司的局面。⑵农民买果袋缴纳现金，不可能通过银行转汇给公司，只能先汇聚到营销员身上，然后再转汇公司。一旦销售员要挟公司，货款控制权被他们掌握，员工保证金有何作用？⑶库存在销售点的果袋往往寄放在营销员关系好的农民和中间商家里，一旦没满足这些人的利益要求，果袋物资控制权也被他们掌握，当然推广费、仓储费没少承诺他们，还是公司吃亏。⑷他们无视公司整体利益到财务部门报帐，不合法白条抵帐层出不穷，有的甚至干脆毫无财务单据，只有一本流水帐报帐，无形中增加凯丰公司财务风险，你不准许报帐，资金掌握在我手中，不怕你不报。有了这三种控制权，营销员就可以无视单位要求，我行我素，甚至利用职权谋求个人利益，最终出现凯丰果业与营销员、中间代理商及农民之间微妙博弈的结局。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清楚认识到：由于对市场需求没充分认识，销售渠道市场信息掌握不准确，领导层主观不切实际的决策，强行推广果袋技术，加上自身销售渠道控制与管理不到位，资金周转不灵，促使凯丰果业不到一年时间亏损达365.15万元，经验和教训应值得总结，以免重蹈覆辙！我写这篇文章主要目的：1，这两年来看到没有人总结凯丰果业成败经验，只有分析结果，自己就写一点试试看。2，自己要离开凯丰果业了，应该对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在自己的思想上好好整理一下。在此我也感谢陈华清、徐淑娥等同志对我认识上的指导。本人认识水平有限，望多交流指正。“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亦文章。”世上有些事只要用心思考，虽然没得到利，但得到了成败认识，可以在今后的人生路上让你走得更稳。

B. 张国涛的人生结局

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从搞学生运动到搞工农运动，亲力亲为，勇于负责，但从未当上第一把手，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他有8万多人，毛仅不足一万人马，想争夺中央领导权，结果公然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继而对党的批评心怀不满，屡屡拒绝挽救，最后竟然于1938年4月私逃叛党投靠国民党，上演了一幕“中共缔造者反对中共”的丑剧。
张国焘叛党投靠国民党阵营，真实的原因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给他带来死亡恐惧的是王明。事情的经过大致是：
1938年，王明奉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苏联启程回到延安后，俨然以钦差大臣和中共领袖自居。张国焘挨过王明的整，对他表示冷淡。
当王明与张国焘单独谈话时，问起张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的错误行为。张国焘说：“除批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夺军事领导权。”王明说：“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诉张国焘：“您的四方面军老部下李特、黄超都是托派，他们在新疆迪化经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注：1936年11月，李特担任西路军参谋长、黄超担任作为开路先锋的红五军政委。西路军失败后，与李先念等一起指挥西路军余部转入祁连山打游击。后在中央代表的接应下，进入新疆。1937年11月，李先念等人从新疆返回延安不久，李特、黄超被王明诬指为托派分子，于1938年初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惨遭杀害。”）
张国焘听到他信任的部下竟被处决，痛心地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 ”王明赶紧解释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张国焘再也忍耐不住，厉声指责王明把自己同志当托派来清除，这岂不是帮助敌人吗？王明见张国焘神色愤怒，说：“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吧。”便匆匆走了。
从这天起，张国焘心神不定，坐卧不安。如果说前一段中央对他的斗争和批判，他毕竟还能接受。王明的归来却使他产生了死亡的恐怖。他不会忘记，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上海地下党领导人何孟雄、林育南就是在王明的打击陷害下，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于龙华。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苏区大搞肃反，也曾杀害过不少红军将领。如果中央清算他的这些罪恶，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从这时起，张国焘就打算叛变革命了。
不久，王明离开延安去武汉主持中共长江局工作。张国焘仍然当边区政府的代大大。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忙于指挥八路军的抗战，没人理会张国焘。张国焘表面悠闲自得，暗中却在寻找逃离延安的机会。
1938年4月4日，是国共双方共同祭拜黄帝陵的日子。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代大大身份前往参加祭拜活动，在黄帝陵前见到了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祭拜完毕，张国焘对护送的人说他到西安有事，请他们先回去，就带了一个警卫员上了国民党方面的汽车扬长而去。到西安后住进国民党的西京招待所，却不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4月7日国民党方面准备安排张国焘去武汉 当时的蒋介石国民政府驻地 ，张国焘才打电话给林伯渠，要他到车站来谈话。张国焘对林老发泄一通不满，并说他要到武汉去。林老劝他到八路军办事处好好商量，被张拒绝。林老只好回办事处给中央和长江局发报，报告张国焘的情况。4月8日早晨，长江局收到中央和西安的电报后，周恩来立即与王明、博古、李克农等负责人商量，一定要抢在国民党之前，把张国焘接到长江局来。周恩来把这个任务交代给李克农，要他带着机要科长童小鹏，副官丘南章、吴志坚一道去汉口火车站等待张国焘。
从西安到汉口的火车每日一班，他们一连等了三天都扑了空。11日19时他们第四次接西安来的火车，到站后有的在站口监视，有的上车去找。丘南章找到最后一节车厢，终于发现了张国焘。李克农上车对张国焘客气地说：王明同志和周副大大派我们来接你。张国焘显得十分恐惧，护送他的两个特务见李克农带了武装副官，也不敢动手。李克农陪张国焘坐上小汽车到长江局办事处去，两个特务一个尾随，一个去报信。张国焘坚持要住在外面，死活不肯去长江局。李克农只好给他找一个小旅馆住下，留下丘南章、吴志坚“照顾”张国焘。
夜里，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等长江局负责人在李克农陪同下来到旅馆，和张国焘谈话。张国焘表情紧张，语无伦次，说什么边区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王明不同他讨论这些问题，只是批评他不报告中央就出走的错误，希望他回办事处，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不管众人怎么说，张国焘就是不肯去。最后周恩来要张打电报给中央承认错误，张国焘只好写了一个电报稿：“毛、洛：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国焘。”交给周带回去发。周恩来说：你既然来到武汉，那就在这里等待中央的指示再说吧。周恩来等回到办事处后，即向中央报告并请示处理办法。
12日中央书记处复电王明、周恩来等同志：“为表仁至义尽，我们决定再给张国焘一电，请照转。”电文是：“国焘同志：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弟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
周恩来拿着中央的电报到旅馆给张国焘看过，又耐心地劝张国焘到办事处去住，一切都可商量。张国焘说不出什么，只是坚持不肯去。于是14日晚周恩来、王明、博古、李克农又去找张国焘，劝说无效，李克农便拿出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本事，半拉半拖把张国焘塞进汽车，拉回长江局办事处来。
张国焘搬到办事处后，总找借口外出。他一再向周恩来提出要见蒋介石，向蒋报告边区政府工作。因为张国焘还没被罢免，周恩来不好拒绝。16日上午陪张国焘去武昌见蒋介石。张国焘见到蒋就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周恩来立即针锋相对地说：“你糊涂，我可不糊涂。”蒋介石看到这场面，也不好多说，敷衍了几句就结束了接见。回到办事处，张国焘态度消极地说：“我感到消极，请允许我回江西老家去，我家里饭还有得吃。我此后再不问政治了。”当天下午张又找借口外出，周派吴志坚随从。张国焘在街上转到天黑，又提出要过江去。在轮渡码头，当客人走完要关铁栅门时，张突然跳上船，想摆脱吴志坚。吴志坚早有防备，紧跟张国焘上了船。张国焘到了武昌不肯再回去，硬要找个旅馆住下。吴志坚乘张国焘休息，赶紧打电话通知长江局。办事处正四下寻找张国焘，得到消息后立即派人把张国焘拉回汉口。这次张国焘死活不肯再回去，只好把他安排在太平洋饭店住下来。
17日上午，周恩来、王明、博古一同来到饭店，与张国焘作最后的谈话。周对张提出三条，供他选择：1.改正错误，回党工作；这是我们所希望的。2.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3.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张国焘表示第一条不可能，可以从第二第三条考虑。并要求考虑两天再答复。周恩来等走后不久，张国焘就打电话约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来饭店谈话，表示了投靠国民党的意向。军统很快派来两辆车和几个特务，两个上前抱住看守张国焘的丘南章副官，一个拉着张国焘上车。等张国焘走了，才把丘放开。丘南章回到房间，看到张国焘留给周恩来等的字条。上面写着：“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
得知张国焘“弃明投暗”后，蒋介石大喜过望。他首先吩咐戴笠，为张国焘“照料一切”。戴笠不敢怠慢，立即在武昌为其找了一座漂亮的小洋楼，并委托张国焘的同乡、武昌警察局长蔡孟坚负责“保护”他，简直把他当成“宝贝”一般。1938年9月抵达重庆后，戴笠让他领导国民党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训练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特工人员。至此，张国焘才明白蒋介石是要他参加军统，干特务工作，这实在说不上是“抬举”和“重用”。张国焘很快成为军统最受关注的“热门人物”，电话不断，客人不断，宴会不断，走到哪里，哪里都簇拥着一大堆人，其中不乏因好奇而欲一睹这个“共产党领袖”尊容的。不久，竟然向戴笠提出“策反八路军一二九师”。张国焘胸有成竹地说，一二九师主要是由红四方面军改编的，而红四方面军是“我的队伍”，故而自信对这些部属有感召力。策反失败后，戴笠立刻大光其火，派人叫来张国焘指着鼻子大骂一通后，当场宣布：立即撤销张国焘的一切职务和一切生活待遇，包括专用汽车。张国焘立时变成了“霜打的茄子”，垂头丧气，备受冷落。这个被蒋介石视为“对延安的致命打击”而交给戴笠“妥善运用”的叛党分子，在连连受挫后似已变得“黔驴技穷”了，失去了可利用的价值。
不久，张国焘参加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中统头子朱家骅也是北大毕业，对张国焘这个校友可说仰慕已久。当即拍板，聘张国焘为“对共斗争设计委员会”的中将设计委员兼主任秘书。可是中统众多特务对他这位“中将设计员”的不服气。特务们除了在暗地里骂他是叛徒、恨他到中统来抢饭碗外，甚至公开奚落他为“笨蛋”、“饭桶”，拿他在军统被戴笠责骂的经历开玩笑。尤为不幸的是张国焘在“对共斗争设计”方面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主意。他所知道的共产党的情报，或者已经有人告诉了军统，或者共产党那边做了准备，根本没有了价值。几个月过去了，张设计员一直“无计可设，无员可用，无公可办”。
1946年，在投靠国民党七八年中一直挂着虚衔的张国焘，一下子成了有实权的地方官。在他的同乡熊式辉的推荐下，当上了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这是一个肥缺，而且江西又是自己的桑梓之地，张国焘马上有了“衣锦还乡”的荣耀感。岂料，当他踏上故土，得知江西省大大是王陵基，想当年，红四方面军入川时，曾在川北将在刘湘手下任师长的王陵基打得大败而逃。刘湘气急败坏，当时欲将王陵基枪毙，幸亏有人说情，王陵基才免去一死，但却被撤职，又被拘禁了几个月。这件事，成了王陵基终身引以为恨的奇耻大辱，如今仇人相见，他怎会对自己善罢甘休呢！就在张国焘上任就职的当天，王陵基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那一天，张国焘被王陵基请去赴宴。宴会未开始，王陵基一帮人就拿张国焘“变节”的经历打趣他，弄得他坐立不安，只得提前告退，落荒而逃。可王陵基的报复并未到此终止。张国焘开始办公后，王时时处处掣肘，屡屡制造障碍，使其备感难堪。在署长的位子上忍气吞声呆了两个月后，张国焘感到再也无法干下去了，便辞掉职务，离开江西，避居上海。
此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着。张国焘开始“弃官从文”，以120两黄金做资本，在上海创办新闻周刊，取名《创进》，圆了他十年前即已有之的“从思想上反共”的夙愿。1949年蒋家王朝大势已去，国民党许多高官显要纷纷逃到台湾。张国焘慌忙把《创进》停刊，携带全家逃到了台北。张国焘携家眷逃台后，举目无亲，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当时正是冬天，他急于找地方将全家安顿下来，奔波数日，才终于在台北租到了一栋房子。张国焘想继续为国民党效力，可一年过去了，国民党既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过问他的生活。尽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国民党六届中央委员”，但国民党已将他遗忘了。不久，他居住一带的房子由行政院批示，被辟作东南行政长官公署，强行征收。他怒气冲冲地前往行政院找人理论，一番闹腾过后毫无结果。房子终究还是被人占了，潦倒的张国焘深知“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于迁台后的第二个冬天，再次带着全家迁移，迁居英国殖民地香港。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张国焘已在香港安顿下来。他每天没什么事，便订了几份报纸，专门研究战争的前景问题，有时也就此写点评论寄给小报，赚点零钱花。随着战争的继续，黄金价格一路飞涨。于是他以全部家当5000美金作押，在金融市场上干起了“炒黄金”的生意。果然不出张国焘所料，黄金价格一直持续走高。但是突然间黄金一夜之间价格大跌，等张国焘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已是跌得惨不忍睹了。他此时才匆忙将黄金脱手，但为时已晚，原来的5000美元，仅剩二千多一点了。张国焘的发财梦未醒即灭，真是哭都哭不出声来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为生活奔波摔断盆骨，成了跛子。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后，张国焘注意到国内形势宽松了许多，一直寄人篱下感到日子不好过的他，遂萌生了回国的念头。他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自己的请求。不久，中国共产党来人了，告诉他：回去可以，但前提条件是承认错误。他虽早已料到有这样的条件，但对方真的提出来时，他又犹豫了。他考虑再三，最后拿定主意不回去了。1961年，张国焘应美国肯萨斯大学之约，开始撰写回忆录，美国肯萨斯大学每月付给张2000港币作为生活费用，以后十余年间，张国焘多靠卖版权维生。
1966年，张国焘离开香港，迁居加拿大，投奔留学加拿大的大儿子张海威。1977年12月，张国焘刚刚过了80岁生日，突然中风，从此卧床不起。根据加拿大政府规定，65岁以上的老人都可申请享受政府福利救济，杨子烈住进了官办养老院，张国焘则住进了官办老人免费病院。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病逝。